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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传统的思考

　　陕西孕育了中国鼎盛时期的灿烂文化。作为曾经赫然于世的十三朝帝都，虽然近千年衰落下来，但那个时代的文化并没有衰落。它们凝结在文物上，渗透在民俗民艺中，作为一种伟大的传统，获得了永恒。作为后来者，愿立足传统、面向未来，凭借创造新文化的激情去重新发现它、破译它、开发它、激活它，使之焕发出新时代鲜活的光彩。
　　 “传统”一词在汉语辞书中的解释是“过去传下来具有一定特点的某种思想、作风、信仰、风俗、习惯等。”或“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社会习惯力量，存在于制度、思想、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
　　 本文显然不可能就这么大的命题范围进行思考，我只能从孕育了中国最鼎盛时期灿烂文化的陕西地域出发，从我所接触到的“传统”之中，从艺术角度进行思考，因此，这个思考，也只能是“管中窥豹。”
　　 只所以选择这个命题，是因为我生在陕西，长在陕西，“传统”不仅存在于我们所接受的文化中，存在于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里，渗透在我们的行为中，还因为我的家乡－宝鸡岐山，是一个被誉为“炎帝故里”“青铜器之乡”而充满神奇色彩的地方。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座教授何炳棣先生来西安讲学时曾谈到，根据他的研究，五千年前，这里的人口密度，是两河流域的十倍。这个数字对比很能说明问题，这里仰韶文化遗存的密集程度，现在已经开始引起世界人类学家和历史考古界的震惊。到了三千年前，华夏族的一支，在其酋长古公禀父的带领下，翻越梁山，来到岐山脚下的周原，用火烧制的砖瓦，在这里建造了一个无比辉煌的都城，他的后人以此为根据地，开始了其顺应历史潮流的伟大事业－剪商。随着商王朝的灭亡，这里成为华夏文明的中心。此后几百年，这个王朝虽然走上了从兴盛到衰弱的道路，周原的王室地位也逐渐失去昔日的光彩。然而，居住在这附近的一个羌姓分支由于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在周王朝宗庙附近的凤翔得到了一块封地，并且建立了一个诸侯秦国。这支具有强烈的草原文化特征的秦人，在这块充满天地灵气的土地上迅速发展，经过几百年努力，几经变法、逐步东进，终于统一了中国，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此后一千多年，中国的政治中心虽然逐步东移，但没有一朝统治者敢轻看这块厚土！一幕幕重大事件的发生，使这块土地蒙上一层浓厚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虽然无法直接看到昔日的辉煌，但那里出土的大量彩陶碧玉、青铜重器，那数以万计的甲骨龟片，那秦公陵园的墓葬形制，那法门寺地宫的宝藏以及众多的名胜古迹，都给我们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想象空间。当我漫步在周原遗址旁，石鼓山遗址区，随手捡起的一块瓦砾，竟是史前彩陶残片，西周绳纹砖瓦和原始瓷片时，当我听到看到不断有青铜重器被无意中发现时，那种不可名状的兴奋和感悟，给我的思考和创作以巨大的原动力。
　　 著名的民俗、民艺与考古文化专家靳之林先生认为，对于中国史前文化和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考古学家主要通过出土文物和遗址的发掘与考察，历史学家主要通过历史文献记载，但是既不见诸出土材料，又不见诸文字者，即成为空白悬案。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在中国广大地区，特别是在那些曾经出现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而后来由于长期交通封闭以致形成文化封闭的地区，在民间艺术与民间风俗中仍然保存了极其古老的文化遗存，它们是对出土文物、遗址和历史文献的补充，有如活化石，从一个侧面，折射出那个时代的辉煌。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这是幅员辽阔的、具有延续了数千年古老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的独特优势。陕西宝鸡，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地方。所以又被称为“民间美术之乡。”如宝鸡社火，是一种大型的祭祀活动，它来源于先民们对“火神”炎帝的崇拜，意在祈年、祈福、祈寿、辟邪、驱鬼。从史前、商周及巴蜀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它的渊源。由于上述原因，宝鸡社火保留了最古老的祭祀形式，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发展成为今天熔各种杂戏、鼓乐为一体的综合民俗艺术。每年正月十五前后，在各乡村社火会的组织下，化妆起来的表演人物在震天的鼓乐、炮铳声中表演各种传统创新的节目。又如凤翔木板年画，也是宝鸡地区最有特色的民间工艺美术之一，它的产地集中在凤翔县的南肖里村、北肖里村及陈村镇三地，其中以南肖里村历史最为悠久。该村邰姓人家经营画业可以上朔至明代中期以前，有据可查的年代也达五百年之久。其用色造型具有鲜明的西府特点。而距这个村子不远的六营村，则家家户户都会在农闲时制作一种当地人叫做“耍货”的泥塑玩具，在众多的造型中，虎头挂片的形象和在这附近出土的西周文物虎头铜泡造形非常接近，至于岐山等地的皮影、刺绣、剪纸等等，其历史渊源更加久远。尤其是岐山农村用来驱鬼的剪纸手拉手小人的造型竟然和青海出土的齐家文化彩陶盆上的舞蹈纹图案有着惊人的相似！对于这种文化的感受，我曾在1982年学士学位论文《童年、母亲、故乡》一文中，详细论述过。为完成这个论文，我曾利用寒暑假步行考察了宝鸡、凤翔、岐山、扶风几个县的大部分地区，走访了许多考古工作者、民间老艺人，记录了一些珍贵的史料，如凤翔木版年画正宗传人邰怡先生的谈话（他于1983年去世），我与周原搏物馆馆长罗西章先生的友谊，也始于那个时候，我在那篇论文中所提到的有些观点，竟然和靳之林先生七年后出版的书中所论述的不谋而和！正因为我在这块土地上渡过了童年，亲身体验了这里的民风民俗，才使得我对这个古老文化的活化石情有独钟。
　　 选择这个命题的第三个原因，还在于我所供职的陕西历史搏物馆收藏和展出的数十万件文物，是这个传统的最具体、最典型的结晶和载体！难怪一位蜚声中外的艺术大师在这里留连忘返后惊叹：“这是一部足可以令整个世界都感到震惊的艺术史！”作为这所艺术殿堂里的一位美术工作者，我有幸成为这些文物珍品的第一批观众，参与了建馆陈列设计、布展的全过程，并接触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我印象最深、最令我激动不已的是魏晋以前的文文物造型和纹饰，可以说，它们是华夏美术传统中最独特、最具有艺术魅力的一部分。还有那举世瞩目的唐墓壁画，面对这些，我常常感到一种创作的冲动，觉得有责任将我对它们的感受，通过我的作品表现给我们博物馆的观众，使之成为沟通博物馆文物与观众之间的桥梁。
　　 基于这个思考，我惊喜的发现，出土文物和民间美术艺术之美的共同之处，从总体上说，就在于它们都是写“情”写“意”的，虽然其中不乏写实的精品。而这种“情”和“意”永远是人类永恒的创作主题。它们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在哲学上是以人本主义而区别于西方的“神本主义”，艺术思维是表现华夏文化天人合一的精神气度。它们从远古走来，它们又非常现代，它们因神秘而充满魅力，它们又因亲切而充满活力。它们一定会走向未来。
　　 我的画，我的设计和我的文物研究，就是在这种思考基础上的一种尝试和反思。
　　 作为陈列设计的延续，我将我的文物题材画定名为“寻源系列”。这是因为马家窑文化彩陶蛙纹图案给予我寻源最早的启示，从彩陶图案蛙纹那双眼睛里我仿佛看到了现代艺术的源头，原始艺术、民间艺术和现代艺术，这三者通过对生命本能的讴歌、对母性的崇拜，汇聚成一体。我的第一张文物题材画就命名为《寻源》。后来重画时，我将背景明确地处理为新月形状，题款时突然想起，新月不就是既生霸吗？对此，我曾专门考证过，并写过一篇随想散文，提到周人铸鼎作器都是在这月之上弦，无疑是取其具有上升的进取的吉祥含义。因为我所见到的青铜器铭文中提到月象时，都是生霸，而这个既字，在金文中就有蛙和兔的形象，因此将这张画题为《既生霸》是最确切不过的了。我的其它作品创作过程大致也是先考证文物图案的内函，然后将我对它的感受表现在画面上，力图有所创新。以下摘录几幅作品的附文和题款，是为例。
    《毛氏三千年祭》毛公鼎，周宣王时器，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历尽沧桑，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器腹内有大篆铭文497字，为我国出土西周铜器铭文字数之最，被晚清金石学家誉为四大国宝之一。
　　 铭文内容主要记载周王对毛公厝的册命辞，首先是周王追述文王、武王创业的功绩，接着讲到当时王朝遇到的祸乱（即厉王晚年国人起义、厉王奔彘以来的史实），然后是对毛公的策命辞，最后祥记国王对毛公厝的各种赏赐以及毛公作器经过。据考证，作器者毛公厝乃宣王叔父，职官卿士。
　　 又据清乾隆二年修书的韶山《毛氏族谱》记载：“吾姓系出周姬文王子毛伯郑之后，世为国卿，因国为氏。”考毛伯郑封邑在今岐山扶风交界处之周原，与毛公鼎出土之地相吻，故有毛泽东是陕西人之新说。至于毛泽东二十世祖毛太华是否为《左传.卷十，昭公二十六年》记：“王子朝及召之旅，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中所指的毛伯后裔，尚待考证。但鼎由炊具变为一种带有神圣色彩的祭祀用宗庙重器，却是始于商周的。笔者作毛公鼎图并题为“毛氏三千年祭”，主要是表达毛泽东作为一代历史伟人，他的出现，离不开中国文化之沃土这样一种理性思考，是希望将毛泽东现象放到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理解、研究和纪念。
　　 《西周巨鼎出土暨改革开放二十周年铭》 饕餮纹鼎,一九七九年出土于陕西淳化,为西周铜器体量之最。商周以降，鼎为佑社稷昌国运之重器,汉武帝时视周鼎出土为国运盛昌之兆，曾改年号以志.联合国五十周年，我国政府尚以世纪宝鼎贺赠，以昭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祈福。又识饕餮纹鼎出土之时适值中国改革开放之始，鼎出盛世天时人合，吉哉幸哉，此乃趣话也。
　　 《何为和》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汉字便是源中之泉，当你拂去数千年一切说教、理念的蒙尘之后，发现原来答案竟是那样简单，小屋里面一张床，男欢女爱上面躺，中间藏着小儿郎，屋外有田禾苗壮。这便是和的全部含义！家和万事兴，已为世人之共识。余近年研读金文每遇困惑便试图将其当成画读则屡得要领。故涂鸦之。
　　 《飨源》 陕北绥德出土鬼方文化铜器戚之上铭文为两个人形组合，你看那主人从鼎中捞出一块羊腿盛情款待远方来客，来宾则恭敬不如从命，赶紧将双手在膝上蹭净，鼻子却先探了过去，这一瞬间便凝固在青铜器上成为代表招待款待宴飨故乡的文字原形，而这个符号出现在古代仪仗队用的兵器“戚”上，休戚与共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

1999年9月于陕西历史博物馆